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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平庸之恶」以外的幽暗人性(一)──《邻人:面对集体憎恨、社会瘫痪的公民抉择》中的集体憎恨与冷血屠杀

《邻人》记述的二战中一个波兰小镇里的屠杀事件。镇上有一半人是犹太居民,战前波兰和犹太人和睦共处,但1941年6月底德军进驻这个小镇后,短短几天,犹太人惨遭虐杀,最后,只有七个人被一个波兰妇人营救而倖存。这个事件或许只是整个二战屠杀历史的一块小碎片,但屠杀事件背后所揭露的细节,足以推翻二战历史的主流论述,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暗黑历史:造成数以百万犹太人死亡的种族屠杀,是否只归咎于德国纳粹?

二战让人类见识到极权主义的可怖。在希特勒的纳粹极权统治下,无数的犹太人被屠杀。对于德军的残暴行为,汉娜.鄂兰提出「平庸之恶」的说法,认为极权对个体的压迫与支配,导致在下者为了服从权威,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,做出残害生命的行为,而「米尔格伦实验」(Milgram experiment)也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,大多数的人会为了服从权威而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──这似乎解释了战争时的军人和顺民会变得冷血无情,成为大屠杀的助手。

可是,极权的伸张如何促成种族大屠杀?在战争这个社会瘫痪的时空里,平民百姓会站在甚幺位置,有甚幺原因让普通人变成杀人屠夫?

历史学家杨.格罗斯(Jan T. Gross)透过耶德瓦布内的屠杀事件作细部调查,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二战历史,回到人性以及更深广的文化历史层面去审视这段历史。《邻人》一书中所揭示的屠杀事件,不能纯粹用「平庸之恶」或「服从权威」的角度就能说明清楚,当中牵涉到波兰社会长久以来的反犹情绪,并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社会阶级等深层矛盾,如果只从极权的外部压迫去分析事件,恐怕很难理解这一群波兰平民百姓为何会对他们的邻居狠下毒手。在主流历史论述中,波兰人认为自己是二战的受害者,但格罗斯认为波兰人不能迴避历史,把屠杀犹太人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:

纳粹和苏联的确曾在战时各自佔领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。但是我们不应否认在占领者的严加控管下,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係也存在着自治动力(autonomous dynamics)。在那段时间里,有很多事是人们原本就能做到的,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事先规避的,有更多事是根本不必参与却成了其中的一分子。

──《邻人》前言

格罗斯翻查大量案件证词和史料,尝试为屠杀事件拼凑出较为完整的图像,可是证词越多,证词内容上的矛盾确让事实变得模糊,加上政府官方对于审讯的草率态度,似乎想要隐瞒或掩盖真相。但凡所作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,在审讯屠杀案的证词可见,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在德军进入小镇后成了暴徒,肆意折磨和虐杀犹太人。

其中,德军下令屠杀镇内的犹太人前,盖世太保曾经与镇上代表开会,并问到要如何处理犹太人,而镇代表都异口同声的答案是:「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死」。有镇民更拒绝盖世太保提出每个行业可以留一家犹太人活口的建议,其后,波兰人全程执行屠杀行动。在这过程中,波兰人不只是极权统治下的压迫者或服从者,而是「共谋」屠杀的一员,他们对于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存在着自主性,甚至掌握住当地犹太人的生死大权;有趣的是,德国人反倒成了「拯救」少数犹太人的角色,可见在战争这个异常的时空下,普通老百姓也会陷入疯狂的状态,作出违背道德伦理的抉择和举动。

透过屠杀事件,格罗斯为极权政治与大屠杀之间的关係下注脚:

极权主义的政治的政治方法与政治目标一样,会使社会彻底瘫痪,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,便是对「憎恨」(resentment)的制度化。

当纳粹政府把「憎恨」制度化,屠杀犹太人就变得理所当然。「反犹主义」的兴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长久以来,犹太人一直被视为「异类」,二战前,随着越来越多犹太人移民到波兰生活,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隐隐存在着矛盾与利益冲突,随着战争爆发,当权者的煽动,加上不利于犹太人谣言飞满天──犹太人是诱拐小孩的恶魔,是勾结苏联的间谍,是害虫是吸血鬼……波兰人对犹太人的猜疑越多,积怨越深,彼此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,故此,当德军佔领波兰一个叫拉兹沃夫的小镇时,有当地人对德军问的第一个问题是:「我们能杀犹太人吗?」

在书中所公开的证词中,一幕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凌虐和杀人画面,波兰平民在屠杀的过程中成了恶魔,对犹太人赶尽杀绝,甚至对老弱无辜极尽残害。在此,笔者要借用美国学者哲学家大卫.利文斯通.史密斯(David Livingstone Smith)「非人」的概念解释波兰平民的屠杀行为。在《非人》(Less Than Human)一书指出,人类长久以来有种「非人化」的思维模式,把某个人类群体不当人看,就会消解人们内心的限制和道德鉫锁,做出极度残暴的行为。在一般情况下,杀人是有违道德的事情,会产生恐惧和噁心负面感受,但把屠杀对象「非人化」,就能肆意地面不改色地大开杀戒,故此,死亡数字庞大的种族屠杀一再出现──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。

《邻人》揭示了极权主义如何把种族仇恨催化成种族屠杀,波兰人在德军默许的情况下任意虐待和残杀犹太人,甚至掠夺他们的财产。格罗斯把这段历史一一摊开,不是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,而是要人类直视这一段黑暗而残酷的过去,在社会瘫痪的战争场域里,人性的丑恶如何被挑动,即使拥有自由意志,会选择道德,还是摒弃道德?在道德界线模糊的情况下,人类还有善性吗?

在1941年夏天的耶德瓦布内,或许,残杀与焚烧的灰尘掩盖住光明,但还有那幺一点点的人性之光,在种族憎恨和强权压迫下,还能保持良知,以勇气对抗黑暗──即使它很微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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